“山东大学一分三，济南曲阜与泰安”，这是山大政治系教师臧克家长子臧乐源一首打油诗开头的两句。文革中期1970年夏，山大一分为三。理科留济南改办科技大学，生物专业并入泰安山东农学院，文科迁曲阜与曲阜师院合并组建新山大。山大文科迁到曲师时，两校都无学生，教职员对口合并。合并后我所在的中文系教工达百人左右，基本上各占一半。

山大中文系闻名全国，又以古典文学师资力量最强。山大兵（红卫兵）称古典组有“四大山头十八学士”。“四大山头”指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都是国内一流专家，但他们从未“拉山头”，这是红卫兵给强加上的。冯沅君和陆侃如是夫妇，曾先后任山大副校长。当时来了冯沅君、萧涤非，陆侃如因关押在济南，一年后释放才到曲阜。高亨没有来，文革后他被中央以借调名义在北京保护起来，一直未回山东。这里多说几句。1964年毛主席读了高亨著作，给他来信高度评价，有“高文典册，我很爱读”的句子（见《毛泽东书信选集》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山大迁曲阜后便以信封上毛主席亲笔 “山东大学”字样制作校牌校徽，沿用至今。

冯沅君、陆侃如夫妇

　　山大学抗大，“系”改为大队，系主任称大队长，书记改称政委。我们中文大队大队长是原曲师中文系主任李子虔，政委是山大中文系原书记章茂桐。章政委是老革命，抗战前已是山大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外交学院副院长。1971年山大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学生中建连队，教师随各连。我所在的连队连长是山大古典文学教师赵呈元（九十年代为山大出版社总编），指导员好像是原曲师教现代文学的牟书芳，记不太准，因为我当时“赵连长”叫得顺口，印象更深。
　　我当时是单身，住在学生宿舍楼（现已拆，位置在综合楼后）一楼二十来平方。山大迁来，又搬进来了山大古典文学教授关德栋和教现代文学的青年教师王长水。长水有文艺天资。有一次忘了为庆祝什么，要教师也出节目，连李子虔大队长也上台表演山东快书。长水演一个老爷爷，满腮粘着又密又长还打弯的雪白络腮胡，佝偻着腰，还真像。王长水现在已是著名的书法家，当时却未注意到他这一特长。书法那时也不值钱，只有国家富裕安定时它的含金量才高。当时教古汉语的山大教师蒋维崧先生，已是有名的书法家，听说叫他抄过大字报。大约是2008年我在济南一家文物商店，看到蒋先生一个小条幅，只有七个字标价两万。我说太贵，店家说：“你仔细看看这是真迹！一字三千，我还优惠一千块呢。”是不是店家漫天要价我不知道，这在1970年是不可想象的。

王长水

 　　曲师与山大合校近四年，1974年山大原班人马迁回济南，曲阜师院恢复。在这近四年里，两校文科教师工作中交流互补。我觉得，特别是我们青年教师无形中受到深远的影响。
　　应该说，两校各有特长。曲师作为培养教师的师范学院，一直注重基本功的训练。一次，原山大的一位青年教师上课，李子虔大队长去听课，发现这位教师板书有错别字，李子虔老师忍不住走上讲台把错字纠正了过来。写个把错别字虽学者亦不能免，这件事却说明了曲阜师院的传统，在教学基本功上一丝不苟。但是，在学术氛围和对专业课题的深入钻研上，曲师和山大就有差距了。文革前曲师把教课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方向。那时很少有人写学术论文，领导也不看重和提倡。有的青年教师投稿被退回来，就觉得很没面子，有点不务正业又没“务”上去的尴尬。而山大学术风气积淀数十年，虽经文革冲击，但其惯性仍在，只是在当时政治大背景下改变了轨迹，青年教师仍愿探讨问题和写文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合校之初的夏天傍晚，在青年教师宿舍旁的操场上，乘凉打牌的基本上都是原曲师的，而原山大的青年教师大都在宿舍里读书。
　　但是，这并不是说曲师青年教师没能力搞科研或文笔不好，只是文革前没有相应的气氛和条件。合校不久，有一次省里开文艺座谈会，山大派人去写系列报道，其中有原曲师青年教师张稔穰。张稔穰思维敏捷，文笔清新，写得又快又好。后来他又被派往下丁家，主写了几十万字的长篇通讯，成书出版。八十年代以后，张稔穰教着写作课业余又搞古典研究，成为有名的古文论专家、聊斋专家、古典文学博导。我曾见山东作家协会冯中一教授拿着张忍让的书赞叹说：“大作，大作。”山大迁回济南时把学生也带走了，曲师中文系教师打破了没有课就没事干的旧思维格局，写作出版了一批图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出版社的出书需求，应该说也有山大在曲阜的潜在影响。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曲师教师更写出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文章。现在，我们曲阜师大的学术风气浓厚，和文革前的曲阜师院大不相同了。

　　山大教师中，我最熟悉的是关德栋先生。在山大，能被尊称为先生的，是学术上卓有成就的教师，不分性别，如不论当面或背后人们都对女教授冯沅君称冯先生。山大文化积淀中尚保留着学术界通常称谓的承袭性。关德栋先生满族人，当时五十来岁。

关德栋

　　他爱人在山大生物系，随系迁到山东农学院，孩子上山下乡，所以单身来曲阜。听山大青年教师传言，关先生29岁即成为教授，学问有多深摸不清，因为他搞的大家都不懂。他通梵文、满文、民俗学、敦煌学，梵文、满文国内已没有几人能识读。我和关先生同宿舍近四年（王长水后因爱人调来搬出），从闲谈中大体知道了他的经历。解放前关先生在北京、上海佛学院教书，因研究印度哲学，学会了梵文。建国后经郑振铎介绍，到兰州大学，后转福州大学，再到山大。
　　我问关先生满文还有什么用。他举了个例子：清政府有个部级单位理藩院，掌管蒙回藏边疆民族事务兼办对俄外交，文件全用满文书写，现故宫中堆积甚多，称满文老档，是清代民族史、边疆史、外交史以至涉及边疆问题的原始资料，但能看懂者已了了，满文老档成了死档，亟需译成汉文。关先生说，连德国都有德满词典，中国却没有汉满词典。我见他成年累月用软包烟盒纸做卡片，积累满文词条。一个人想搞部汉满词典是大工程，甚至需毕生精力，那时又无资助，全凭关先生的自我责任心。他足不出户，日以继夜，山大青年教师戏称他是发誓要坐烂几把椅子的人。连信件也由我从资料室捎来，较常见的是复旦大学赵景深的来信。赵景深早年曾是文学研究会干部、作家、文学史家，关于古今民间文学的著作甚丰，估计是同关先生讨论民俗学问题。有一年，当时名满全国的批孔老将杨荣国教授来到学校，杨披着军大衣，跟着几位解放军，经过我们宿舍。一群学生、教师在路边看，随着走。我回到宿舍，见殷孟伦教授也在。我说杨荣国到咱们口了，关先生不去看看？他正和殷先生讨论李白出生地碎叶问题，谈兴正浓，毫不理会。
　　关先生生活十分俭约，说来使人不信。他一床薄被，还有小补丁，铺的是背衣服的大布带。冬天床头用报纸挡风，到了春天也不拿掉。那时宿舍没有暖气，有一天很冷，我说我有件棉大衣，您盖上吧，他说不用，再冷时他有雨衣。一开始我不太理解，后来逐渐明白，关先生的心思全在他的学术和满文上，对生活几乎没有要求，或者说漠不关心。有一年寒假回家，关先生先走的。我怕小偷夜间进来，想了一招：把绳子拴在脸盆架上，另一头系住对面的床头。设想是小偷摸黑进来将绊倒盆架摔响脸盆惊动四邻。等我从家里回来，见关先生正埋头看书，所设“机关”依旧，也不嫌进出不便。我急忙拆除并向关先生说明我的防盗思路，关先生笑了笑说很好，并不在意。那时我自学外语。有时在宿舍朗读，问关先生要不我出去念？关先生说没事。可见他沉浸在所研究的课题中，专心致志，真正做到了听而不闻。这种境界我一辈子别想达到。
　　谈起学术问题，关先生兴趣盎然。夜晚熄灯长谈，关先生谈满文老档，谈土尔扈特，谈图理琛，谈北疆民俗风情，都是我闻所未闻的知识，开阔了我的眼界，在当时文革年代，愈感新鲜。以后我以此为线索看了些资料，写了几篇文章，有的发在《民族文学研究》上。对这些知识的启蒙，是关先生。
　　常来宿舍找关先生的是殷孟伦。有时遇见我和任耀云（曲师青年教师，后为烟台大学中文系主任）下军棋，他站在旁边看。我们故意把炸弹念成“柞弹”，殷先生也跟着说，那时看不出什么代沟。高兰教授也有时来。在曲师他也是单身，搬箱子找衣服都得找人抬，更别说向屋里运烤火煤了。遇到这类情况我和关先生马上去帮忙。高兰是著名的朗诵诗人，也写也朗诵，抗日战争期间与冯乃超、光未然（《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倡导诗歌朗诵运动，影响广泛。我经历的一件事可看出他对后学的扶植。他向学生讲诗歌创作，我和几位老师在后排听。他突然朗诵了我发表的一首诗，并指出作者就坐在后边，引得学生回头向后看。这对我是个鼓励。他在朗读时掉了几句，后来一想，这是高先生帮我修改，删去这几行确实有点像诗了。
　　文革后不久，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天津朱星的一篇文章，文章谈到关德栋先生已经不在了，我感到震惊。不久，关先生的孩子来我处，我吞吞吐吐地打听他父亲的情况。他笑着说，“你看了朱星的文章了吧？这是个误会。我父亲借调到故宫博物馆教满文培训班去了。朱星曾来电话找我父亲，山大同志说不在，他以为真‘不在’了。”我听后也笑了。又一年，我到济南参加高考阅卷，晚上去山大看关先生。关先生说，“这之前我还‘不在’过一回”。他找出一篇日本学者的文章，指给我看。文中说“闻关德栋先生逝于文革，遥望西天”如何如何。我问他满文培训班的情况，他说整理满文老档是周总理生前交代的任务。培训班原来的教师是从新疆借调的，八十多岁了，还是个盲人。他受不了北京的气候，回去了，我去接替的他。从中也可见懂满文的人才之缺和培养接班人的急迫，关先生这方面的特长得到发挥了。

合校后的前两年，我被派到外文大队教汉语写作。上课时我发现，比起其他大队，学生中工农兵最齐全，穿绿色、灰色（海军）军装的与穿便服的杂坐在大教室里，呈现了文革中大学生的特色：工农兵学员。晚上我去辅导，推开小教室的门，突然一声“起立”，“刷”地站起一屋子的兵，红帽徽、绿军装，生气勃勃，使人误以为进了军营。不知是特意把他们单划为一个小班，还是军人意气相投自动聚集在一起。
　　外文大队学生中，干部子女似乎也更多一些。有的父辈是在职的省部级领导，真正的高干子弟。有位女生叫“淮海”，我以为是我故乡人，她说不是，她是淮海战役时出生的，弟弟叫“越南”。我明白了，她出生于老革命之家。后来知道，她父亲就是当时经常上报纸的中央某部部长。有位男生，开始穿绿军装，后又穿灰色的，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调海军了。别的同学告诉我，他父亲是某机械化部队司令。可能他们在山东上山下乡，被推荐上大学的。在我的印象里，这类学生视野开阔，文化基础较好，但并不高调，也较理性，不像现在某些青年父辈不过是县处级干部，却自命不凡，有着“官二代”的傲气。
　　有一年，我随日语专业学生到青岛海港实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大部分学生在货场（对外商场）借站柜台与日本海员交谈，练习日语。工农兵学员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高，又经过初步的涉外教育，很注意原则性。一天，我突然见一个学生和日本海员吵了起来，接着又围上去了几个学生，七嘴八舌，满耳日语。起因是学生问一个日本海员到过哪些国家，这是为了练习日语而没话找话。海员说他到过某国、某国，还有中华民国。学生不愿意了，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是我国台湾省，于是辩论起来。学生人多势众，理直气壮，海员只好认输。还有一次，一个日本海员为其夫人买睡衣，站柜台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日语女教师。日本海员叫她穿上试试，但女老师坚决不穿，以致发生了口角。
　　更多的日本海员则有不同的表现。一位海员主动向同学们谈起日本社会的弊端，还有工业污染，哪有青岛这样的蓝天碧水。别的海员说，他是上个月日本海员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他的母亲是中国人。曾见一位长发日本海员，上了岸就奔理发室，说中国物价便宜，他到了几个国家都没理发，就等着到青岛。有一天，见几个日本海员在工艺品柜台看象牙球。象牙球透空雕成，大球套小球七八层，层层都是镂空菱形花，一摇层层转动。海员说这个日本也有，是一个半球一个半球粘起来套上的，开水一泡就散；而你们这是一层层掏着凿成的，工艺真是惊人，中国人了不起。
　　有位日本海员说，他大学毕业所以当海员，就是要走遍世界寻找真理。听说这里有山大学生，要求与中国大学生座谈。座谈会开了一晚上，事后我问同学们座谈的什么，他们说，日本海员提出的一个话题是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那么大灾难，你们不恨日本人么？同学们说，日本军国主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不幸，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我们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要坚决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这位日本海员激动地站起来，双手抱拳躬身说：“谢谢，衷心感谢。”我听了很佩服同学们的理性和政治敏感力。
　　通过海关实习，我们进一步领悟了突出政治和文化素养的关系。不必讳言，部分工农兵学员文化素养不高。一个学生曾经问我，白乐天是干什么的，日本海员同他谈白乐天，他无法应对。还有位同学说，一个日本海员迸出个词“李下不正冠”，还说来自中国，他无法回答。我解释说，白乐天是白居易，乐天是他的字，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在日本妇孺皆知。“李下不正冠”来自汉乐府 《君子行》：“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避嫌之意。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极深，有些典故已融入日语成语中。出现这类事，可能造成不好的影响。个别学生文化水平更差。报纸上有个标题“姬鹏飞回到北京”，他竟理解为姬鹏坐飞机回到北京。他不了解这样解读是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何况姬鹏飞是当时的外交部长。如果同外国海员交流时出现这样的错误，岂不成为笑话！由此可见文化修养的培育绝非小事，不可忽视。
　　后来我回到中文大队参加 “开门办学”，和学生一起到工厂下农村进行写作实践。在济南两个工厂，写了几篇新闻稿，都发表了。其中一篇记家属炼铝组的报道，《济南日报》《大众日报》先后刊登，省电视台也播放了。下农村，写了篇六千来字的通讯，《大众日报》和《农村大众》都刊发在头版。这些东西，有的难免带有文革气息，但同学们学习了如何调查、如何构思、章法布局，对教写作课的我来说，更是个接触实践的锻炼。还有件事值得一记。山大迁回济南前，中文大队有两个学生写了篇评宋江的文章，发表在《文史哲》上。时过不久，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在全国展开。这篇文章正赶在风头上，观点不可能与运动一致，成了对立面。上面要挖后台找黑手，追查幕后指使人和辅导教师。这两位学生对他的老师说：“你别怕，一切我们扛，他们能把工农兵学员咋着？”大有水浒人物豪侠之风。他们一口咬定文章与任何老师无关，此案也只好不了了之。
　　（作者黄清源，系曲阜师大中文系教授。）

(转自《曲阜师大报》2013.4.11,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