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校期的往事是难以忘怀的——尽管当时我不了解大事，只知道一些皮毛。

1956年秋天，山东师范专科学校由济南迁至曲阜，同时改名为曲阜师范学院（曲阜师大的前身）。由于中学开学的时间早，所以家属院里的七个孩子由办公室的李传曾带领。先期到达曲阜以准时到曲阜中学报到上课。我有幸成为最先踏上这座新校的“先遣队”的人。

一到曲阜，真的是吓了一跳：“这哪里像所高等学府？分明是一个大工地嘛！”当时，只有东边的一座二层楼算是竣工了，两边的二层教学楼脚手架还未拆除。北边的两幢宿舍楼还在砌砖，西餐厅还在抹灰，真正是“荒草一片，一片荒草”，孤零零的教学楼立在荒郊，显得是那么突兀，真的是连个中学的样子都没有。

条件的艰苦不可名状。当天晚上就住在落成的那幢孤楼里，“蚊声如雷”，被吵醒后，没有电灯，只能用手电筒照：“妈呀！那光圈竟是黑的。全是密密麻麻的蚊子！”根本不敢上厕所，厕所是用高梁秸子围成的露天厕所，苍蝇成群自不待说，还会不时地有蚂蚱从天而降。七个人中有两个王姓女孩子，吓得提着裤子惊叫着往外跑。

但是，曲阜的老百姓却对家乡出现了“大学府”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他们对学校的一切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这些孩子，一律称之为“大学的”。在学校里，同学们都用好奇而崇敬的眼神瞅着我们，不久，济宁专区举行首届球类比赛，组建县足球队，“大学的”孩子当然入选，体育教师说：“大学的，还有不会踢足球的吗？”在市场上鸡蛋是三角五分钱一斤，柿子是二分钱一斤，可是一说是“大学的”，必奉送一个鸡蛋、两个柿子——尽管当时曲阜的农民不富裕。迁校之初集会需要自搬长凳，学校北边大庄的民众自发地帮着师生搬，总务处的要付酬，村长莫名惊诧：“大学是俺的邻居，帮着干点活儿还要钱？”

不多久，师生大批地迁来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场开学典礼。省委书记舒同来了，代表周恩来总理在庄严的国歌声里授予高赞非同志院长委任状。当晚有一场宴会，别具一格的是招待讲师以上的职工家属，连孩子在内都可以自选一个菜，我选了个炸咸刀鱼，算是到曲阜之后吃到的最好的一个菜。晚饭后有一场盛大的舞会。高赞非与俄语系的教师崔茵有异常出色的表演，尽管舞厅只是西餐厅并撞倒了饭桌，但他俩照样旋转，把华尔兹跳得充满激情。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高院长的就职演说，具体语句已记不完全了，但有几句刻骨铭心：“我们是第一所走向农村的高等学府，对启迪民智，改造农村有着发端的意义；我们也是山东第一所靠我们党自己的力量办起的高校，我们要发扬革命传统，走自己的路，办出自己的特色来！”这些话掷地有声，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后，舒同的桌子上已经堆满了纸，不少单位和个人都希望能得到他的“墨宝”。他题不胜题，拒绝的多，但是却给曲阜师范学院学生会黑板报题写了报头，这是因为报名起得好——《红色教育家》。舒同很欣赏，一边夸赞，一边就留下了特有的“舒同体”。

巧合的是，数年之后我接任了《红色教育家》的主编，就一直沿用着“舒同体”。

我是1959年考入曲阜师院中文系的，由于入校之初在院刊（党委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篇《致新同学的一封信》而进了院刊当编辑，这时就与高赞非有了接触。当时他已在被整之后（所谓“高陈反党集团”）刚刚复出，任图书馆馆长，并给我们上课，化名“东畅”在院刊上发表文章。我去取文章时谈起创校之初，他仍豪情不减。他引用余修（原山东师范学院院长，时任山东省副省长）的话：“上次到曲阜来，荒草一片；这次到曲阜来，莘莘学子，弦歌不绝。”然后颇含哲理地说：“曲阜办学，就是要处理好‘荒草、与‘弦歌’的关系。办不好，真的就成为‘文化孤岛；办好了就是‘遍地弦歌’。”我只觉得这些话耳熟，记不清是不是他就职演说说过的话，但是我坚信这是他的办学宗旨，所以一直想把创业之初的事记下来。现在终于夙愿以偿，不知是否可告慰首任院长的英魂。

(作者：安家正，转自《曲阜师大报》2005.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