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宾是1975年9月13日调进曲阜师范学院的。
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王路宾的职务是：中共曲阜师范学院临时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说不清是怎么回事，王路宾到职后，核心小组组长张滨璜常不在校，不大问事。第二年5月，便离职休养了。1979年3月29日，王路宾任曲阜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接着，去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1月22日，调往北京大学工作。
算一算时间，把到党校学习的时间也包括在内，王路宾在曲园工作的时间，也只有4年又两个月的短暂岁月。但是，他却赢得了老曲园人的交口称赞和久久的怀念。时至今日，仍有许多老曲园人，常常从各个方面尽其所知地念叨着他的好。他亲切实在，平易近人，讲实话，办实事，脚踏实地，尽心尽力地干工作。
农场·讲师楼
王路宾初到曲园之时，教职工生活中有两个比较突出的困难。一是房源紧张，住宿条件差。当时，除了刚建校时盖的几排平房，只有五栋三层的宿舍楼。有不少中青年职工合住一室，工作、生活多有不便。二是一些骨干老师和党政干部的配偶为农业人员，不能调进安置，无法照顾家庭。为此，不少人申请离校，希望回家乡工作。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稳定办学骨干，学校想方设法，积极筹措资金，在校内盖了一座宿舍楼，在时庄建了一处农场。
宿舍楼在校园东北部，现在的女生公寓6号楼北。它是东西走向的三层单面楼，每层10个单间居室，每室10.05平方米，可安放一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一把靠背椅。楼层的两头是楼梯，居中处是公用洗刷间和厕所。
此楼于1978年竣工，因为入住者之中有不少单身讲师，所以人们习惯以“讲师楼”称之。
建校20多年来，这是第一栋专为单身教职工盖的宿舍楼。虽然简易，但它饱含着学校对教工的关怀和体贴。
时庄农场有地519.5亩，在学校正西，岚兖公路（今之327国道的原路基）以北，距学校十八、九里路。在那里，建有各种用房40余间，共800多平方米。并修了路，通了电，有了水。“从1978年开始，学校把40多名骨干教师的农村户口的家属、子女共190人，转入校农场安置，初步解决了单职工的两地分居问题”（《曲阜师范大学校史 [1955—1995]》第152—153页）。
时庄农场是我校继南阳湖农场、兖州巨王林农场之后的第三处农场。它们在不同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解决了不同的问题，完成了不同的历史任务。而今，讲师楼已拆除多年。时庄农场的土地，也于1988年下半年，用以换取了紧靠学校北部的138.5亩地，使校院得以北扩。
他专用那把扫帚
在建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校没有聘用专职卫生清洁工。教学区和家属区的卫生工作，都是师生员工自己动手干的。在宿舍区内，无论是住平房还是住楼房，都有打扫卫生的召集人。根据家属委员会的安排，召集人只要在室外吹一下统一配发的铁哨子，大家就会拿着自备的卫生工具，出来清扫院落。
宿舍楼底层楼梯下有个空间，那里常年放着一把公用的竹扫帚，是用来扫院子的。
王路宾住进1号宿舍楼 （今之北区5号楼）后，楼道里的那把竹扫帚，几乎成为他随时清扫院子的专用卫生工具了。早晨，他起得早，常常拿起扫帚，在附近扫院子。那时，冬天下雪比现在多。也常常是他较早地出来清扫积雪，为行人开辟道路。
王路宾扫院子，不是偶而为之，更不是表演作秀，而是真干实干常常干。他没有拍照，但他的作为，他的形象，却深深地铭刻在老曲园人的心中，牢记不忘。
一棵树的故事
依稀记得，现在校内的弘道路南半边，原是一条出西关潺潺然西去的小溪，也是我校南边的疆界所在。溪北，有一条小路。路之北，自现在的科技实验大楼到招待所东门一带，拉着铁丝网。网边，有一排柳树。夏日，常有学生在其荫下读书学习。
以上所述，细微处可能有误，但其大处是不错的，树、网、溪、路都是存在的。
王路宾同志在曲园期间，西关的人伐走了铁丝网边的一棵树，他亲自出面把树要了回来。
怎么要回来的？长期以来，校内流传着几个版本。有的说，他亲自跑到城里，找曲阜县委领导要的。还有的说，他给济宁地委书记郑伟民打电话，郑又转告了曲阜县委领导。再一种说法是，他径直到了西关大队，与人理论了起来。
不管是哪种说法，老曲园人都是以赞赏的表情和语气来说这件事的。也都认为，要回一棵树，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它说明了王路宾同志的爱校之情，他不允许学校的财产受到损失和侵害。
舔碗·喝菜汤
在衣着和饮食方面，王路宾同志非常俭朴，毫不讲究。
那时，校内曾传说着他吃饭的一些事。说出来叫人难以置信，但又确实是真的。
他用餐，绝不浪费饭菜。菜里的剩汤，他会喝光。沾在碗边上的粥，他用开水冲下来，再喝下去；如果没有开水，他就伸着舌头舔。
王路宾舔碗、喝菜汤，确有其事。他的老伴辛古同志也对人讲过，说这已成为他的习惯，以至影响到孩子。他们的外孙女在小时候，也模仿着舔过碗。
听说过此事的人，无不惊叹这种节俭的美德。
革命路上迈大步
王路宾同志是山东聊城人，生于1913年9月，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政治生涯起伏跌宕，几经磨难。
1957年，正值盛年的王路宾，担任着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却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关进监狱，发配劳改场劳动改造。1965年，中共山东省委撤销了对他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和行政级别。不久，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迫害，再次入监。1975年，山东省委为其平反，安排到曲阜师范学院工作。
记不清是在什么场合，我听王路宾同志说过，这两次折腾，自己“就像小老鼠掉到面缸里，等到爬出来，也就白毛了。”回首那些在坐牢和劳改中流失的岁月，他深感痛惜。到曲阜师范学院工作时，他已经整整62周岁了。
他非常珍惜这等待多年的工作机会，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一心想大干一场。我几次听他说过“革命路上迈大步”的话，就是这种真情的自然流露，真实地反映了他热爱工作、渴望工作的热切心情，反映了他奋力向前、积极进取的可贵精神。他是这样说的，也是力图这样干的。
1979年11月，他66岁时又奉调进京，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和常务副校长。同在曲阜师范学院一样，他工作雷厉风行，富于创新精神，经常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关心人才，爱护人才，善用人才，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为北京大学的干部队伍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积极参与北京大学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为北京大学的团结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王路宾同志应邀担任中纪委特邀检查员。1984年退居二线，任北京大学顾问。
1990年，王路宾同志离休后，依然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关心着我国的教育事业。他创办了北京建设大学，亲任校长。《联合日报》2002年10月11日登载的《历尽沧桑，痴情不改的王路宾》一文中说，王路宾“带着饭盒坐着公共汽车四处筹款。在财力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把一处四合院改装扩建，又聘请了许多教育名家任教，把这所民办大学办得很成功。当建设大学走向正规化之后，他把学校交给了国家”。这种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尽心尽力、鞠躬尽瘁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值得学习。
王路宾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光明磊落，敢讲真话。他做到了置个人荣辱于不顾，忠心耿耿为国为民。他被误解过，被冤屈过，但他能以平静的心态，回首走过的风雨历程。
他为何能如此这般？他曾经说过：“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我们的党永远是赤子之心，永远血浓于水”。这就是答案，这就是忠于党、热爱党，追求真理，为理想奋斗终生的那个真实的王路宾。
2003年11月7日，王路宾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他在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曾庆红、王乐泉、贺国强、罗豪才、姜春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受学校领导的委派，我和李金山 (原学校纪委书记)、王文西（离退休工作处处长）三人赶往北京，参加了王路宾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
(作者张顺清，转自《曲阜师大报》2014.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