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以文、史、哲享誉中外的山东大学文科著名学者，几乎都在1970年秋，随着山大中文、历史、政治、外语四系和曲阜师范学院的合并，云集东方圣城。山大中文系除高亨教授由国家特例调到北京工作外，冯沅君、陆侃如、殷孟伦、殷焕先、蒋维崧、肖涤非、高兰、关德栋、刘泮溪、孙昌熙等著名学者都来到曲师，并且大多都是举家搬迁。当时因为仍处“文革”年代，所设课程与大多数学者的专业不对口，再加上有些还没有彻底摘掉“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因此先生们大都深居简出。我因工作关系，有幸和诸位先生都有接触、交往。先生们虽然从事的专业不同、风格有异，但他们所共有的对学术神圣的虔诚和严肃、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等高贵的学术品格，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冯沅君和陆侃如先生

冯沅君用笔名淦女士发表小说，登上“五四”文坛并一举成名，之后又转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性一级教授和学林仰重的著名中国文学史专家。来曲阜时，已是借助拐杖出来行走的白发老太太了。我与冯先生虽然合校不久就有接触，但开始只是在全系教师会和每月领取工资时寒暄几句，真正有内容的谈话是从一件小事之后。冯先生的生活很简朴，她用餐基本上靠吃食堂，经常看到她提着饭盒到教工餐厅买饭，并且很自觉的排队，但有时也到附近市场买点瓜菜之类作补充。有一次，我看到她提着青菜和一块儿西瓜，拄着手杖、又是小脚、走得很吃力，就走上前去要帮她拿。开始，先生不肯，因为认识、又是同系，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诚意，帮她把东西送到家门口，“谢谢”的话她说了多遍。自那以后，我们相遇时谈话的内容就逐渐丰富了，但主题都是围绕“读书”。先生谈及她“五四”时期和二十年代先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做研究生以及后来由创作转向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发奋读书的情形，如许多进步书刊对她的吸引和魅力，阅读古代典籍的刻苦和如饥似渴等。但说的更多的还是晚年的读书和感慨：“我的时间都在读书上了！”“要读的书太多！年纪大了，力不从心啊！”“读书很苦，但也是一种享受。”“读，然后才知不足！”从这些话中，可见先生与书的关系和感情是多么密切、深厚！作为后学晚辈，我不便多问她晚年所读的书目，更不好多问她的藏书。但有幸在她家中，发现冯先生的居室简直就是一个书的世界！那是197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一位系领导来我家说：冯先生病了，在济南住院，系里研究决定，让您帮她看家。鉴于冯先生的家当不一般、责任大，我一口回绝了。经过系领导一再说服动员，出于工作需要和信任，最后还是答应了。冯先生住的带走廊的两居室里，除了一张桌子、一张床和资料卡片箱，其它空间几乎全被书刊占领了。周边靠墙的许多高书架上都放得满登登的、并且最高一层的上边放的书刊都快要顶着天花板了，连走廊、厨房、地上、桌子和床底下都堆满了书籍，在室内行走都有困难了！至于先生有哪些藏书，我不知道，因为和系领导说定了：室内的一切东西尤其是书籍，我一概不看、不问、不动、一切保持原样。我虽很勉强接受给名人看家的任务，但做起事来还是百分之百认真的。除了每天都去看看、经常开窗通风外，为了安全，有时晚上也故意开灯以示家里有人，遇到容易出事的狂风暴雨天气，我还拿着自己的铺盖，住下看管。就这样，为冯先生看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家，系里很满意我的“完璧归赵”。

　　陆侃如先生，因为没有结束“文革”对他的审查，来曲师晚一些。我和陆先生1963年就认识。那时曲师中文系为了推动教学、科研，活跃学术空气，邀请多位著名教授作学术报告。当时陆先生用一口流利的南方普通话，将《文心雕龙》这部深奥的古典文论讲得有声有色。第一次报告的听众只是中文系师生，第二次报告吸引了全校师生，坐满了学校最大的礼堂———学生西餐厅。其间有一个记忆很深的细节：陆先生在商定来曲的书信中，写错了一个字，他便在此处贴上同色信纸后再工整填写好，不仔细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可见学者做事之严谨！陆先生来曲师后，在一次散步时我们相遇。因为早就认识，可能还因他的“问题审查”大有进展而心情较好，他主动跟我打招呼后，我们开始了交谈。当我说及他的那次精彩《文心雕龙》讲学和补信中一字的细节时，先生开始兴奋了。他说了一些研究《文心雕龙》和《刘勰论创作》的写作情形和甘苦，以及在国内和香港出版的情况。当我提及他在大学一年级就出版了学术专著 《屈原》、毕业时又出版了《宋玉》，尤其是谈到三十年代初他和冯先生携手编著被称为中国第一部诗史的《中国诗史》，和被誉为新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的 《中国文学史简编》时，他更是兴奋，话匣子大开了。他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又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一直说到1932年夏和冯先生一同就读巴黎大学文学院，均获文学博士学位的一些事。交谈的主题除了读书，就是学术的研究和写作，他一再强调读书和学术写作的关系：读是写的基础，读的多，写的内容才能丰富、深刻；光读不写，读书也很难深入。读、写结合好，就能读的深入和多出成果。陆先生不仅博学、功底深，口才也出众。他一直谈兴不减、滔滔不绝、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我理解他带有宣泄、释放性的学术喷发，更从他的学术喷发中受益。不论冯先生的感慨，还是陆先生的喷发，都表现了两位学者对读书和学术研究的钟情和真诚。
　　冯、陆两位先生，1974、1978年先后病逝。陆先生临终前，按夫妇生前商定的共同愿望，将家中珍存的全部图书无偿地捐给了山东大学。

三位语言学家

 殷孟伦先生1932年中央大学毕业后，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研究生。他主攻古汉语，尤以文字、音韵、训诂造诣深。1960年代邀请他来曲师讲学，我全程做具体工作。那时请名人讲学没有宴请，就餐时也没有人陪饭，只是把饭菜送到所住的房间，自己吃完由服务人员收拾，或直接到教工食堂，选一个角落的单独饭桌自己用餐。这样简单地招待名人，他也表示很满意。先生作报告不仅表现深厚的造诣，还把所讲的内容印成提纲发给听者。给全系师生作了报告后，还为语言专业的教师和全系青年教师，采用讲授和“答记者问”相结合的方式，开了一次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座谈会。先生不仅权威性地回答了一些疑难问题，还传授了他的治学经验，使在座的享受了一顿学术大餐。合校时，每相遇，先生总是说：趁着没有课，多读点书，搞自己的研究，并说了一些我没读过和不知、不懂的资料。当时就想：利用一切时间学习、充实自己、不懈地进行学术研究，这是学者们所共有的优良品格吧。
　　殷焕先先生古今汉语都有很深造诣。他是《文史哲》的创始人之一，被称为华岗校长领导下创造山大50年代学术辉煌的亮星之一。他身兼《中国语文》、《语言研究》、《学术月刊》的特约编委，是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唯一的外聘研究员。合校时，我和先生住同一排平房，曾就汉语副词问题，到他家里请教过一次。谈了半个小时后，看先生有点疲劳的样子，我就主动离开了。过了一天，他拿着多张卡片到我家，把请教未说的问题都写在卡片上，作了详尽的回答，令我感动！
　　蒋维崧先生，把文字学研究和书法艺术完美结合，走着以学养艺、以艺显学的路，集文字大家和书法大家于一身。他不仅对古文字学造诣很深，书法和篆刻更是为世人所仰。合校时，蒋先生有一件事叫我记忆很深。1972年，学校贯彻上级的一个文件，要求各系不但要表态，还要有贯彻的具体措施，并且要用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出来。因为内容较多、又要快些贴出、更想把事做得好，所以系里把蒋先生和包备五先生两位书法家都请来了。由于两人抄的要衔接好、字的大小要差不多，他们作了仔细商量，在商量谁抄前、谁抄后时，两位还谦让了一阵，最后是蒋先生抄前一半。他们分别把用的粉红色纸叠成一样宽的横格才抄。抄完后，两位虽然都认真地看过两遍，但他们还是嘱咐我再看看。平时说话很少的蒋先生，一连嘱咐三遍才离开。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一上班，蒋先生又专到系里来问我：“抄的没有错吧？”我说：“您和包老师抄的都没有错，全校中文系写的、抄的都最好！”他含笑低声说：“那就好。”蒋先生离开曲师后，我曾去济南看望两次，当提起书法家抄大字报的认真令人感动时，先生说：“这是应该的，做事就要认真嘛！”和蒋先生相识十多年，先是看他体弱，后来又看到他忙，一直没好意思求他一幅墨宝，但每提起先生，不仅总能感受他那学者的风范，似乎还闻到了他那充满金石气、书卷气、清俊、秀雅翰墨艺术的芳香。

“清高”教授和朗诵诗人

听人说肖涤非、关德栋两位教授“清高”。文人的所谓清高，原因和表现很多，其中职业特点、专心致志、学术自信和成就感是他们容易被人视为清高的普遍原因。文人多是“独立作战”的个体劳动，与人接触少；又因专注事业，即使走路也想着专业，不大和人说话。尤其是有成就者，一般都有比较强烈的学术自信和交织一些自豪、傲气、霸气的成就感。我对肖、关两位先生的印象大体如是。

据说肖先生不仅在清华大学上学时被称为“状元”，还是学校足球队主力，并以11.1秒创造了清华百米速度记录。他专业功底深厚、知识渊博，尤其是他的《杜甫研究》，被称为建国后杜甫研究乃至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一次系里让我到他家里通知一件事，我以谦和、尊重的话语说完后，他一再客气地请我坐一会。当我告诉他，我在1960年代初就“抢购”了他的《杜甫研究》和论著在师生中的影响时，他便高兴地谈说研究杜甫和写作专著的甘苦，不仅表现出明显的学术自信，还敢于坚持自己经过潜心研究得出的结论、反驳“文革”期间对《杜甫研究》的一些肤浅和无知、歪曲的批判。这种学术自信的表述，在那个年代是要有胆识的。先生还说到 “学术问题应当争鸣”、“做学问是无止境的”、“我的书也不是什么都对”之类的话。由于自己是外行，虽然没有多说支持、赞扬他的话，但内心还是非常赞佩学者对学术的可贵品格的。
　　关先生的所谓清高，主要表现在对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的专注上。先生是满族人，1944年燕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除了任教于多所高校，还在沈阳博物院从事“满文老档”（清朝用满文书写有关边疆、外交、民族等方面的重要原始文件，是研究清代历史的珍贵资料）的翻译工作，1953年作为国家特批的正教授调任山大。先生是满学、俗文学、敦煌学专家，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研究梵文典籍的学者。合校时，先生由于专心致志自己的学术和满文事业，他的足不出户和生活俭约的程度，是比较突出的。他和一位青年教师住在一间十多平米的平房里，我去过他的住所几次，印象最深的是床铺行李的简单、陈旧和桌子上有很多用烟盒写的资料卡片。对他的卡片我只是一瞥，好像不懂，也没有问过。后来才听说写的主要是满文词条，并听说他要为自己的研究坐烂几把椅子。有一次我通知他到系里开会，正在埋头工作的他，立马就跟我走了出来。到了门外才发现自己穿的是汗衫和拖鞋，他不好意思地又赶忙回去换上，快步走来。可见先生的心思几乎全用在他的研究上了！据说“文革”结束不久，关先生被国家借调到北京从事满文翻译人才的培养工作，并编有《满文成语词典稿》。
　　高兰先生既是学者，又是蜚声文坛的朗诵诗人。他1932年燕京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抗战爆发后，他与冯乃超、锡金等著名作家在国统区从事朗诵诗活动，用诗歌为民族解放呐喊呼号。先生的朗诵诗作由多家出版社结集出版，其中代表作《我的家在黑龙江》、《我们的祭礼》，尤其是《哭亡女苏菲》，影响很大。他的七岁女儿苏菲因患疟疾无钱治疗而夭折，诗中对“富贵的更富贵，贫穷的更贫穷”世界的控诉、发出“旷野将卷起狂飚”的预言和“我要走向风暴，我已无所系恋“的决绝呼号，在国统区不少地方广为传诵。高先生1960年代应邀来曲师讲学时，我也全程做具体事。集学者和诗人于一身的先生，他的学术报告，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作报告的学生餐厅里坐满了来自全校的师生。合校时，有一个年级的学生开晚会，班干部托我请高先生朗诵诗歌。我和一位来自山大的现代文学老师一起去请先生，他二话没说就满口答应了。会上，他感情激越地朗诵了自己的三首代表作，好像把人带到抗日民族解放的年代。他朗诵饱蘸血泪的《哭亡女苏菲》时，先生老泪纵横，给在座师生以巨大的精神感染。晚会结束，在回宿舍的路上交谈时，他认真地对我们说：“从事现代文学教学的老师，能搞点创作，对教学还是很有好处的。”虽然没做到，但先生的见解和指导，我是非常赞同的。

两位鲁迅专家

由于我和刘泮溪、孙昌熙先生同在一个教研室并一直尊重他们为师长，所以在认识的学者中和这两位鲁迅研究专家的接触交往最密切，他们不仅在专业上給我以指导，谁家有稀罕、合适的东西，也偶尔真诚互送。

　　刘先生和孙先生是西南联大中文系前后届同学，先后于1940、1941年毕业。他们在中文专业上都有多方面的成就，但最大的都在鲁迅的教学和研究上。1953年，他们与韩长经先生一起开设了“鲁迅专题”课，为全国高校教学之首创。三位先生所撰写出版的《鲁迅研究》（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鲁迅的专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
　　两位先生的学术共性是：治学严谨、学术敏感，在认真教学的同时又非常重视学术论著的写作。1972年，由孙先生提议，一共五位老师一起讨论后，由徐文斗先生执笔，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的论文，以“伍韧”的笔名，发表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当时，不光写的人少，发表学术文章的刊物更是少得可怜，一篇学术论文能以铅字在报刊上和读者见面，是不容易的！听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在中文系、至少在教研室，对于提倡学术研究和活跃学术空气，还是有一点影响和意义的。
　　在接受两位先生的指导和长期交谈过程中，刘先生的强调读作家原著和近现代报刊、孙先生的敢于直言独立思考，给我印象深刻、受益匪浅。刘先生认为：认真阅读作家的原著是研究作家的前提和基础；近现代报刊是发表现代文学资料的重要阵地，这些报刊不仅发表了作家的大量创作和理论文章，还刊载大量与文学史有关的史料。只有仔细多读这些原始资料，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依据客观内容进行研究，才是符合唯物主义的，否则就容易出现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对此，刘先生感慨地说：“我自己在参加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过程中深有体会啊！”合校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只讲鲁迅，连所有的革命作家都被批判、打倒了！哪还敢说对汉奸文人周作人要做具体分析的观点！但孙先生就有独立思考并敢于直言：“五四”时期周作人关于树木和森林关系的主张，要做具体分析。周说只有许多树木都长得好了才能形成茂密森林的观点，不但不是极端个人主义，本身就有道理，把它放在当时提倡个性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具体分析，应当说是进步的思想，“我们对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要实事求是啊！”善于独立思考又敢于直言的孙先生，我听到过他多次发出这类学术感慨的话。围绕学术研究问题，两位先生当然还说了不少很好、很深的见解，仅此所举，就可看出他们对于学术研究的态度和真知灼见。我原就喜欢钻旧报刊堆，刘先生的经验之谈更激励了自己，我校馆藏的所有中国近现代报刊和建国前出版的现代作家著作，我几乎都有所了解、涉猎。认真诸篇地阅读完五、六十年代陆续出全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并且写作发表了三、四篇关于鲁迅的短文。这些，都是在合校期间的事，并且都与两位专家的启发和指导分不开的。
　　两位先生离开曲阜后，我们仍保持联系。刘先生身体不好，但他一直带病坚持从事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直到1978年逝世的生命最后一息。孙先生笔耕不辍，不仅参与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还相继出版了由他主编和主撰的 《<故事新编>试析》（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版）和 《鲁迅文艺思想新探》（198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版）。书一出版，先生就很快题签寄来，我总是他著作最早的读者之一。孙先生的学术著作和刘先生合校期间注释的 《鲁迅作品选》，至今还珍存在我的书架上。每当看到先生的著作，不仅总要想起那段愉快的相处，交往中的一些珍贵学术故事更是历历在目。
　　四十多年前所认识的十位著名学者，虽都早已作古，但先生们的一些可贵学术品格，不仅一直记在心里，更深感学习前辈学者可贵品格对于发展学术事业的重要意义。基于此，笔者才在年过古稀，吃力、断续地草成这篇粗浅但却真诚的回忆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