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生院长自1955年建校至 1984年离休，从任教务长、副院长到院长，在我校任职近三十年。我与他相处的时间虽不甚长，可有二三事，令我非常景仰钦佩。
坐镇词典组十年

编写《汉语大词典》，是周恩来总理1975年8月22日批示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后中央为此又下达了三个文件，足见国家的重视。任务由上海、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五省一市组织人力完成。全书总计十二卷，前三卷的任务交给了山东省。词典词条的排列是按照字头笔画的多少为序的。前三卷的字头笔画必然是少的，字头笔画越少，其含义就越纷繁，派生词义就越多，其工作难度也就越大；从出版时间来看，前三卷必须先出，相对时间是紧迫的。任务重，时间紧，对山东省是个很大的压力。山东省不敢怠慢，马上由省委宣传部、出版局、教育厅、省图书馆、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等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汉语大词典》山东省编写领导小组，并成立了常设机构———山东省词典办公室，牌子挂在省出版局。随后成立了山大、山师、曲师三个中心编写组，若本校人力不足，可向各师专借调。

赵紫生是省领导小组成员，又兼任曲师词典党支部书记。自1974年与山大分校后，他以革委会副主任主持行政工作，1978年晋升为院长。学校是个小社会，工作千头万绪，繁忙是可想象的。词典组的事，他可以派位中层领导去管理，不必亲自坐镇。可他自1975年组织曲师词典组到1985年词典初稿完成，他一直兼任词典组书记，词典编写的质量、速度经常过问。他白天忙于学校的行政工作，无暇顾及词典组的事，故词典组的会议常常在晚上召开。我曾参加过几次五省一市《汉语大词典》的编写会议，询问过一些同行，知道以学校一把手直接兼管词典组的，只有他一人。足见其责任心和承担力之强。使他最费气力的是编写人员的调配工作，调配本校人员，他可以说了算。但若借调外校人员、就不那么容易了。仅就我个人的经历，他把我从济宁师专调来曲师，是费了很多心力的。我是1976年1月4日来曲师词典组的，两校的口头协议：借调时间是半年。我在师专是教中国古典文学的，同教的还有一位姜保福老师，他身体不太好，所以一学期之后，师专就来要人。他和词典组行政组长谷辅林、业务组长刘俊一二同志商议：赵传仁同志适合编词典，再借用半年吧。他同师专校长赵勉是老战友老朋友，二位商议再借半年。一年之后，师专要人的态度十分坚决，并指派一人来替换。院长讲：“词典编写工作连续性很强，中途换人会影响词典编写的质量和速度。”硬是不让换。第四学期师专又指派另一老师来替换，院长仍是不放人。院长找我谈话，劝我不要回师专。我说：“长期借调，我的入党问题怎么解决？”他说：“在这里一样能发展你为党员。”说办就办，随即派两名党员同志到师专查阅档案，准备发展我为党员。赵勉一听很生气，拒绝来人查阅档案。后来赵勉指着他的鼻子说：“赵紫生，你读过《党章》吗？我们的人，你有什么权利发展为党员！”他只好说：“我给你发展个党员有什么不好。”“你们是个大学校，为什么挖我们的墙角！”两位老朋友闹得很不愉快。以上情景，是我回师专领工资时，赵勉亲自告诉我的。为了加快《汉语大词典》的编写速度，1978年6月，山东省革委会下达了[84]号文件，要求从各师专选调一部人员充实山大、山师、曲师三个中心编写组，赵院长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才通过省人事局、教育厅把我调到曲师来。曲师词典组编写人员最多时有26人，坚持到最后者只有10人。这些人的出进，皆由他老人家决定，其费心费力之艰巨是可想见的。

简朴的生活作风

往日读梁吉生编写的张伯苓传记，在三十年代，张伯苓是名闻中外的南开大学校长。张学良慕名去拜访，可他的小轿车进不去那狭窄的巷口，及至徒步至其家，见其六口之家（四个儿子）住在三间平房里。不无感慨地说：“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我始料！令人敬佩。”由此便立即想起了我们的老院长。1980年我校建成了每户三室一厅78平米的四幢职工宿舍大楼，共计128套，我们这些新调来的教师都住进了新楼。可是老院长仍住在1964年建筑的老一号楼，只有三室无厅，仅68平方米。由于他的表率作用，学校校级领导干部没一人搬入新楼，得到了全校职工的高度赞扬。几年之后，学校又建起几幢宿舍楼，他才搬入100平方米的居室。他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早，享受老红军待遇。据1983年中央文件规定，他可在省内适意的地方建别墅居住，他竟把省府拨给的建筑费交给了学校。1997年学校又建了130平方米、150平方米的职工宿舍楼，当时的校级领导多搬进了新楼，而他仍住在100平方米的老居室，直至1998年去世。

离休后的奋进

赵紫生院长戎马倥偬十余年，又在教育战线上耕耘四十余年，至1984年离休，已是74岁的老人了，按理应该清闲地安度晚年了。可是他想到建国前老解放区的教育史是一片空白，在那战争年代，教育档案材料是极少的，而当年从事教育事业的人，现也垂垂老矣。若不组织人力抢救这段历史材料，老区的教育史将永远成为空白，那将是极为遗憾的事。由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以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马上行动，走遍济宁、菏泽、聊城等地区，联络当年从事教育的老同事、老学生，请他们写回忆材料；又多方组织有关人员开座谈会，前后参加座谈会者达197人次。整理出200万字的资料，在此雄厚的基础上，取精用宏，写出了十五万字的《冀鲁豫老区教育史》，以后又用同样的办法编写了《山东老区教育史》，先后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两部编著是老区教育史的嚆矢，填补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项空白，贡献是卓越的。

以一校之长，十年坐镇一个基层单位，以一校之长，多年居住在比普通职工宿舍简陋的老楼里，以耄耋之年完成了两部老区教育史，这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非常令人景仰的。对我们的校风将有深远的影响，其风范可谓山高水长。

（作者赵传仁，系曲阜师大教授 。）

(转自《曲阜师大报》2015.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