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师范大学创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山东省文教建设的大项目。学校1955年在济南创办（始称山东师范专科学校），1956年迁来曲阜，升格为本科，国务院命名为曲阜师范学院。学院的首任院长是教育家高赞非同志（来我校任职前担任济南市教育局局长）。他为学校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当高院长带领师生为新中国创造的这所崭新的学校大展宏图时，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却对他做出了错误的处理，从此他离开了心爱的岗位，失去了主持学校工作的机会。
1957年秋，中央派武静安同志（此前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来校任党委书记，1958年春省委任命于勋忱同志（此前任山东省司法厅厅长）为院长。此后大约两年左右，武、于两位领导有过一次轮换，武静安同志调任山东医学院党委书记，于勋忱同志任曲阜师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大约在1961年前后，武静安同志又调回曲阜师院任书记兼院长，于勋忱同志则接替武静安同志任山东医学院党委书记。
武静安、于勋忱两位领导先后主持曲阜师院工作八、九年之久，学校各方面都有很大变化，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1958年以后国家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学校面临着经费紧张、物质短缺、生活困难的严重局面。两位老书记一方面给师生作形势报告，鼓励师生要有战胜困难的决心，指引光明的前途，使大家的精神面貌处在一个较好的状态，另一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眼前出现的实际困难。
当时保证师生吃上饭是头等大事。两位老书记先后多次找济宁地委、专署领导、曲阜县委县府领导，请地方政府保证学校的粮食供应。学校也先后向上级申请了两部载重4吨的大货车，保证了粮食、煤炭等生活物质的供给。学校还通过多种渠道沟通与周围农村和周边地区的联系，解决蔬菜等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学校领导还发动师生把校内空闲的土地利用起来，种粮、种菜，补充生活物资的不足。学校还自办了农场，在校内办了一处，在南阳湖办了一处，南阳湖农场主要是养鸭。陈信泰老师就曾在那里养过鸭。校内农场主要是养奶牛，并请山东农学院帮忙，在奶牛品种的选购和饲养技术方面给予支持。当时曲阜地区没有奶牛，外地更不可能供给牛奶，在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老人和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非常严重。党委决定由目四明同志（部队转业干部）任农场场长，重点抓好奶牛喂养和牛奶供应。他和农场的工作人员日夜操劳，终于将奶牛喂养成功，这就大大改善了儿童和老人的营养状况。学校还派人与有关方面联系，弄到了一批黄豆和“康复饼干”（用谷糠做成）发给部分干部和教师以及营养不足而患病的师生，使他们的健康状况有了好转。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食堂没有断顿，课堂没有停课，没有饿死人。我们在一个小县城办学，几千人吃饭，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记得1961年元旦政治系的第一届学生（本科生和专科生共60余人）在一个教室里举行元旦晚会，桌上唯一的新年盛餐就是几盆胡萝卜。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张明同志风趣地说，现在我们只能是胡萝卜晚宴，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是烧鸡晚宴。大家听后都乐了，鼓起掌来。那时师生的精神状态很好，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好日子一定会到来。
学校建设取得很大成绩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遇到了很大困难，我校办学更是遇到了较大困难。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认为学校规模应缩小，有的主张只能办专科，还有不少人担心学校会不会“下马”（1958年大跃进中上的一些大学不少已停办或改为中专）。两位老书记领导党委认真分析了学校状况，分析了师生的思想，经过反复研究一致认为，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把学校办好、办大、办强。党委的决心向师生传达后，大大鼓舞了大家办学的信心和勇气，多方面的工作很快就逐步开展起来。
1957年以前学校只有几百名学生，1958年以后扩大了招生，但学生入校后宿舍不够住，只好暂住教室，甚至住餐厅。一些课程，特别是理科的一些课没有实验室，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两位老书记和党委同志研究后认为要扩大规模，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建校舍。当时全国的形势是许多项目在下马，大批建设项目都停工了。我们要申请新建项目是何等不易!但是在两位书记的先后领导下，在1959年以后的几年中，学校建了生化实验楼 （6000多平米，为当时学校最大的教学楼）学生宿舍、教工宿舍以及附中、实习工厂和其它附属设施，使校舍基本配套满足了当时的需要。
提升原有专业，增设新专业，是当时学校建设发展的中心任务。学校的初创时期，只有中文、历史、数学、物理四个专科，1956年数学系开始招收本科生，1957年历史系开始招收本科生，在校生一千人左右。1958年以后，在两位老书记的先后领导下，经过几年的努力，中文、物理都进入本科层次，并新增设了政治、化学两个本科专业和外语、生物等专科专业。学校规模也稳定在在校生二千人左右。学校的函授教育也在1958年后逐步开展了起来。
两位老书记还非常重视学校的绿化工作，指示有关部门多栽树。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买了大批树苗，学校自己也栽培了一批树苗，栽种在学校多个区域，几年之后学校便绿树成荫，变成了鲁西南地区最美丽的大花园。特别使人难忘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有关部门根据武书记的指示去南京等地购来一批大松树栽在校园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大松树仍然挺拔的屹立在校园内，它是对曲师大几十年历史的见证，也是对老书记最好的纪念。
招贤纳士建设师资队伍
两位老书记都是上过学读过书有知识的人，深知办好学校必须有好的老师。所以都非常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在1957年之前，学校刚刚创建，教师队伍基本有两部分人组成，一是来自高校和中学，数量很少，二是刚毕业的青年老师，总数只一百多人。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专业的增多和提高教学科研水平的需要，师资队伍建设成为办学的关键性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左”的风很强，要招贤纳士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一些老知识分子往往有所谓“历史问题”、“社会关系问题”等，中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些人还有“右派”、“地富子女”、“海外关系”等问题，把这些人才引进学校，推上讲台，要承担相当的“政治责任”。但是两位老书记站得高，看得远，敢于承担责任，指示各部门各单位一方面要培养优秀的青年教师尽快成长，另方面要大胆引进人才，千方百计加快师资队伍建设。在他们的领导下，到“文革”开始前，教师队伍己达四百多人。在我的记忆中，请来的老师有刘明樾（中文）、李毅夫、史守模（历史）、庄上峰、廖世瑜、吕思崴、阮逸之（外文）、李由义（政治）、许澄远（教育）、张九山（化学）等。引进和本校培养的中青年骨干教师有刘乃昌、戴盛兰、徐文斗、胡晨（中文）、郭光煜、费国庆、王阁森（历史）、胡世桢、汪华岳（政治）、龚为邦、刘一鸣、朱锦芳、章志敏、王长钰、赵素霞（数学）、张金山、葛源、张本志、李国华（物理）、王志衡、王幼筠、周正宇、温铁坚（化学）、陈信泰、李国榕（教育）等。有了这批老中青教学骨干，再加上建校最初几年来校的一批老师如巩宪文、陶禺川、李季平、陈之任、高慕周、包备五、王先进、石兰亭、张居斋、李霖中等。一支初具规模的教学科研队伍建立了起来。
在这批老师的精心培育和辛苦努力下，教学和科研都逐渐取得了显著成果。化学系的土蒸溜釜的研究，数学系的运筹学研究很快在全省全国出了名，并引起毛主席的重视。一批优秀的毕业生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有的后来还晋升为中科院院士。更引人注视的是一大批毕业生成了中学的骨干力量。我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济南和青岛的中学教学质量比其它地市要差一些。此情况引起分管教育的余修副省长的注意。他指示从曲阜师院选派优秀毕业生（农村户口也可以）去这两个城市任教。先后在几届毕业生中进行了专门的选派工作，以后这些毕业生都成了那里中学的骨干（教学骨干和管理工作骨干），为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心群众 严于律己
两位老书记都是革命战争年代投身人民解放事业的老干部，来我校之前都已是多年的厅局级干部，但是在我校期间，没有一点官架子。两位老书记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平易近人，关心群众。他们经常和老师、学生聊天闲谈，问长问短。他们刚来学校时也就是五十岁上下，但却像慈样的老妈妈，老师们有什么事都愿意找他们谈，学生见了他们也都主动上前问好。记得有一次于书记在济南参加会议，我有事去济南出差，就去开会的地点看望他，他见了我问这问那，对学校师生很关心，特别问到杨年老师的孩子，没奶吃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告诉他小孩有奶吃了，他高兴地笑了。武静安书记也处理过小孩吃奶的问题。有一次学校开座谈会，会议期间青年干部朱义庄写了一个条子递给武书记反映小孩子吃奶问题。学校奶牛少，有些孩子买不到牛奶，武书记要求有关部门多买奶牛，扩大奶的供应量，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在生活困难时期，老书记特别重视食堂工作，要求伙食部门千方百计保证就餐，改善生活。伙食科长王道永、朱纪三亲自下厨与食堂工人一起干活，并派家住农村的炊事员下乡买猪，基本能做到每周吃一次肉包子，教工食堂每周日还卖一次水饺馅，这在山东高校的食堂中是很少见的。农村生活很苦，不少农村来的学生面黄肌瘦，体质很差，经过在校几个月的生活，身体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当时学校中青年教师很多，他们最关心的是子女入托和上小学的事，这也是学校稳定教师队伍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两位老书记领导下，先后新建了幼儿园、小学，购置了设备，调配了好的校长和老师，幼儿园和小学办得很好，大受教职工欢迎。建校初期教工宿舍区没有自来水，每排平房之间打有小土井，水质很差。武书记指示有关部门为生活区接通了自来水（教学区有自来水），不仅方便了职工用水，而且用水安全也得到了保证。
他们对青年教师特别是有才华的青年教师很关心很支持。记得有一次在校园里散步巧遇于书记，说起有一个全国性的线性规划会议，我们学校派数学系龚为邦去参加了，我不知道龚为邦为何人，还以为是数学系老教授巩宪文，他说不是巩宪文，是刚从北大来的青年教师龚为邦。可见老书记对青年教师的重视。正是在党委的重视和培养下，曲师大的一大批青年教师和干部很快成长起来，成为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骨干，在曲师大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位老书记对师生关心爱护，但对腐败分子决不手软，不迁就姑息。在两位老书记先后主持学校工作期间，曾发生过财会人员贪污案，性侵幼女案，克扣“右派”学生粮票事件，甚至发生过党委领导干部道德败坏事件，党委都作了严肃的处理，有的送交司法机关绳之以法，有的受到了党纪政纪的处分。
两位老领导在校期间，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受到师生的广泛赞扬。武静安书记是从北京携妻子儿女来到曲阜，于勋忱书记则是携老伴和儿子从济南来到曲阜。曲阜是个小县城，生活条件很差，与大城市生活差别很大。但他们都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来到曲阜安家。当时粮油、煤炭都是计划供应，只能在食堂就餐。他们的子女也都和师生一样在食堂排队买饭，发霉的粮食、腐烂的地瓜干，他们也照常买回家中食用。当时一些政府部门开有小灶，供领导干部就餐，但我校在两位老书记的坚持下，没有开过小灶，这个传统一直坚持了下来。学校不设招待食堂，来了客人就在大食堂买饭吃，来了领导干部或专家学者，也是由食堂炒几个菜，在食堂找一张桌就餐，不上酒。两位书记很少陪客吃饭。
当时曲阜的交通很不便，通往济南和京沪的只有京沪铁路。而曲阜到兖州站每天只有上下午两班公交车，且要步行五里路到城南的汽车站上车。但两位老书记的子女从未坐过学校的小汽车。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出差，都遇见过他们的子女也和我们一样，在曲阜汽车站、兖州火车站候车。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到艰苦的地方去，武书记的女儿山大毕业后，他没有用自己的影响去为女儿在大城市谋求职位，而是支持她到了东北一个艰苦地区去工作。
两位老书记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为师生树立了榜样。
(作者徐宝庆，转自《曲阜师大报》2014.9，3.6)
